甘肃民航圆满完成2016年航空运输生产任务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如果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真正去推动合作，实践共赢，引导中美关系走向良性竞争，相信全球世纪仍然是可期的。哈佛大学的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写了一篇文章，叫《全球格局的演变》，他说17—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是中国世纪。

我们抗美援朝期间，坦克数量非常少，所以老一辈革命家非常着急，国家需要大力发展钢铁业。在美国留过学的人都知道，全世界最爱国的是中国人，除了一颗中国心，还有一个中国胃，身在美国也天天关心中国。实际上，中国在每部手机里只得到了5美元的附加值，连整部手机的1%都不到。总体来说，过去四十年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今后某一个产品可能要在中国市场先站住脚，然后才能在全世界横扫。

萨克斯教授说，希望21世纪不仅是中国世纪，还是世界世纪、全球世纪。因为八分位、九分位的技术他不肯与我们合作，而五分位以下的技术我们已经比美国又好又便宜了。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

贸易顺差GDP占比变动，部分受到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影响，未必成比例转换为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然而外需因素对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仍不可忽视。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周期峰值，中经2010年10.6%大规模刺激反弹及2017年企稳温和回升，逐步回落到2018年6.6%，今年估计会进一步走低。到2016-2017年，由于经济下行调整与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加上政策引导协调，三期叠加所强调的潜在增速下降、前期刺激消化以及相关结构调整等方面矛盾和问题得到不同程度释放和化解，表现为经济增速已回调到7%以下，某些特别严重产能过剩部门也出现价格大幅回升与利润显著改善局面。2010-2011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在25%上下，比总体固定投资增速分别高出约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下一步还需在完善逆周期宏调政策同时，加大对关键领域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的改革力度，更充分释放市场内生增长潜力，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走出本轮史上最长下行调整。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优势领域，然而在现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投资潜能难以充分发挥。

这一重大判断对前期多年经济下行具有重要解释作用，然而对最近下行压力加大现象的解释力有所减弱。我国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为何特别长？今年宏观调控政策有什么新特点？未来演变趋势如何？2019年7月13日，卢锋教授以此为题给北大国发院EMBA学员做了一场专题讲座。另外对民企产权保护仍有待加强，少数地方不时发生行政权力损害侵犯民营企业合法产权案例，对市场主体未来预期和信心以及自主投资，无疑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房地产投资是满足城市化背景下国民住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现实途径。

我国经济增长过去十年前后经历了一轮较长下行调整。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不过就较长时期观察，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改善进步。房地产投资从2010年中接近40%超高增速趋势下调到2015年下半年接近零值，2016年以来该部门投资开始复苏，然而受各种因素拖累潜能难以充分释放。

近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大幅回落到接近零值或约5%低位，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体相当。总体而言，宏调政策并非导致本轮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而是对缓冲下行压力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

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与外部环境变化，外需不利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加大。2010-2011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在25%上下，比总体固定投资增速分别高出约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对此后新一波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加大，虽然仍可以三期叠加角度分析，然而随着形势变化其解释力显然有所减弱。首先，2013年提出的三期叠加论断，从不同角度概括了在大规模刺激后我国经济下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据此制定的宏调政策方针与当时客观形势特点形成较好契合。涉及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某些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对走出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产生制约作用。然而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利润最高的五个部门，2015年国企方面包括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等六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都属于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部门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六个部门（如化学、农副食品、通用设备等等）之间没有一个交集。那么原因导致本轮经济下行调整特别长？卢锋教授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探讨。观察历史时期十几个目前规模为特大超大城市先后制订的几十个规划样本，整理数据显示其中对期末人口规模低估样本占八成多，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0多万人，可见大城市人口规划持续较大幅度低估人口集聚规律作用。

其次，分析宏观经济走势涉及如何看待宏调政策适当性问题。从三驾马车结构来看，投资较弱是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因，消费对经济增长相对支撑作用明显，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年度波动较大。

从不同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比较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在2012-2017年间持续发力，对支撑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该部门投资增速持续下降。贸易大尺度顺差失衡在2008-2011年间得到急剧调整，2011年顺差占比为2.4%，2015年上升到3.2%，近三年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为0.8%。

然而随着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逐步持续回落，消费增长也难以独善其身。具体到本轮经济下行调整阶段，货币政策在变动中较多具有稳健略偏中性特点，产业主管部门投资政策在调整期间多年力度较大，广义财政赤字率显示近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达到历史少见水平，由此可见宏调政策逆周期调节取向比较明显。

到2016-2017年，由于经济下行调整与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加上政策引导协调，三期叠加所强调的潜在增速下降、前期刺激消化以及相关结构调整等方面矛盾和问题得到不同程度释放和化解，表现为经济增速已回调到7%以下，某些特别严重产能过剩部门也出现价格大幅回升与利润显著改善局面。投资增速下滑是本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大城市集聚效应更为彰显，与某些城市化政策与规划方针存在矛盾。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供地体制机制局限以及行业内在失序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潜力释放。

贸易顺差GDP占比变动，部分受到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影响，未必成比例转换为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然而外需因素对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仍不可忽视。我国经济增速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经历了三起四落，目前应处在第四次、也是最长下行调整阶段。

2012-2017年间，我国总消费年均实际增速近8%，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出约0.7个百分点，表现为消费对GDP增长贡献较大幅度上升。卢锋老师首先根据历史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期较长的现象。

规划人口低估伴随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有时又进一步反转促使某些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由此可见，虽然在鼓励市场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如不能深化改革破除某些方面仍显著的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别待遇，显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

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在个别场合和某些时点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然而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所需要的合理投资。过去十多年外部不平衡调整大背景决定了外需条件变化难免要对经济增长派生制约作用。消费在本轮经济调整中表现比较稳健，对整体经济稳增长较好发挥了支撑作用，然而消费其增速近来也在明显放缓。消费增长表现较好原因之一，是同期财政社保等相关支出及其占GDP比例持续增加，助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

又如严控大城市政策取向也不利于释放投资潜力。这段时期某些宏调政策是否适当已引发学界探讨：如金融去杠杆政策力度偏大可能加大了去年经济下行困难，早先钱荒、股灾与当时宏观与金融调控政策也不无关系。

消费增速走势及其能否持续对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比较稳定支撑作用有待观察检验。其中，民间投资增速降幅更大。

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较大，经历过2018年的短暂回升，今年又显著回落。近来消费增速逐步下滑，不仅反应在有关宏观数据层面，也表现在一些消费热点部门和时点增速变化上，例如我国年度电影票房以及春节、国庆消费增速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